于治国(怎样理解这句话的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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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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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于治国,怎样理解这句话的文化意义?
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在悟空问答里与大家分享交流。我是人丑话不多,凡事爱琢磨的终南望月。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出自《论语·里仁篇》。意思是:君子应该语言迟缓,而行动敏捷。讷:迟缓,迟钝的意思。
孔子的这句话,是对君子的言行提出了一个较高的要求:行动敏捷而语言迟缓。先有敏捷的实际行动,再有语言表述。这也是几千年来,儒家思想中衡量一个人是否可以称之为“君子”的标准。
在现代社会,仍然有这样的标准存在。它们继承和发扬了儒学经典中关于君子的行为规范。常听人说“我们不能做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中的矮子”,这虽然更像是口号,但其实也是一种约束,一种呼吁,一种警示。其基础也是“君子欲讷言敏行”。
现实社会中,判定一个人的品行时会这样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其言”是为了看看是否有合理可行的计划,不合理不可行的行动计划,要么夸夸其谈,不切实际;要么怪诞不经,天方夜谭。“观其行”是看其执行力是否够强,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目的。倘若行为出现偏差,即使说的天花乱坠,也无济于事。倘若行动敏捷,事半功倍,达到目的,那么可以为用。
无论是“巨人论”,还是“言行论”,都是对孔子“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传承和发扬。这对于现实生活来说,极具实际意义。
当下社会,常人往往是先说而后做。先做而后说的,自然也不乏其人。这是两种不同的做事风格,并不能说先说后做的人就比先做后说的人差。先说后做取得成功的人,行动虽然迟缓,但是未雨绸缪在前,身体力行在后;先做而后说取得成功的人,大多胸有成竹,马到功成。这也反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前者高调做人,高调做事;后者低调做事,高调做人。殊途同归,各有千秋。
诚然,现在不用“君子”和“不君子”来判断一个人的好坏。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以及思想和文化的多元化,引发了人们对“人”的判定标准的多重化。而人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化性格的载体。这些都是在儒学思想文化基础上的发展和完善,更切合实际,更加合理化人性化。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子还在,影响还在,只是时代不同,判断标准和依据更加丰富多彩。
如果要说孔子这句话的文化意义,笔者认为,它是传统儒家思想中对一个人是否能被称“君子”的判断标准,是对“君子”的约束规范,也是“君子”的言行标杆。对于当下来说,这句话的文化意义在于:它是我们判断一个人品行的基础依据的基石,是儒家思想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多元化的时代,赋予了判断标准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正是这些丰富多彩的判断标准,使人们对“人”的判断更加客观公正。
以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不到之处,敬请指正!
2. 为何比唐朝撑得久?
两宋国祚确实比唐朝时间长,但宋朝的军力并不积弱!
唐朝亡于内乱、宋朝亡于外患。唐朝末期土地兼并、藩镇作乱、义军突起,最终树倒众人推,昔日大厦随之轰然倒塌。宋朝灭亡则没有这些因素,完全是亡于外患,最终原因还是宋朝的重文轻武导致的。
一,宋朝时期一派歌舞升平,却不知门外的豺狼虎豹觊觎已久。宋朝是一个重商业经济、轻发展武力的朝代,这样的国策都是拜赵匡胤所赐。因为赵匡胤当初黄袍加身的经历,使他对武将加强了防范,杯酒释兵权后遂重文轻武,朝廷左右一文一武,而武官则被文官节制。
宋朝重文轻武的成果是国内商业繁荣发展,百姓安居乐业,文人骚客吟诗作赋,一派清平乐的局面。但是重文轻武的后果是只注重被动防御,高墙壁垒,估计忘了怎么排兵布阵,勇猛攻伐了。这就导致在金军打北宋时不敌金军,蒙军打南宋时不敌蒙军,期间还发生了最耻辱的“靖康之变”。
最终,南宋最后一位皇帝赵昺在崖山海战中由陆秀夫带着一起跳海身亡,南宋彻底灭亡。
宋朝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内忧而亡于外患的朝代。
二,唐朝雄霸四方无人匹敌,却亡于自家拆台毁灶。唐朝的鼎盛是世界公认的,有名到什么程度?直到现在外国的唐人街还依然生生不息!
唐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我认为还是自身的好政策造成的。唐朝制定的田地私有制,本来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惠民政策,不想被达官贵戚给坏了规矩,他们无休止的吞并百姓土地据为己有,从而造成百姓本来还有饭吃,随着惠民政策的出台反而得饿肚子了,古时的百姓饿肚子是要生事端的。
再有就是唐朝地方节度使势力愈发壮大,最终尾大不掉,自己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也是朝廷给节度使过多的放权导致的。
后来又发生了黄巢起义,尽管也得到平定,但是由于之前的藩镇造反,再加上这次的大规模起义,唐朝气数已尽,以至于大厦将倾之时,只需一指之力即可推翻。
三,总结。宋朝和唐朝灭亡的原因不同,其内部国家政策导向也不同,至于把谁的国祚时间更长做标准来评判两个朝代,我认为实在没有可比性!这完全取决于各自的内部和外部变化,换个角度说,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的~
以上就是我的观点,不妥之处还请斧正!谢谢!我是@玺印芳华 感谢您的关注!
3. 东西方的文化价值差异体现在哪里?
因为中国两千年来都不重视个人的价值,而西方一直重视个人的价值。中国是大陆文明,喜欢闭关锁国;西方是海洋文明,更喜欢探索开放。(古代的东方都搞的是与西方很不一样的绝对君主专制,中国是典型的代表,而且为了比较有实际意义,这里就以中国代表东方进行比较。)
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的是商鞅那一套愚民弱民的统治之术。把百姓当成统治集团的棋子和工具。所谓“牧民”,把人当做牛羊一样管理。
不重视人的价值,而要削弱人的价值,让统治区内利出于一孔,让百姓觉得离开这片地方便难以生活。
重农抑商,把百姓死死地限制在土地上,安土重迁,故步自封,久而久之,便容易愚昧和狭隘。
实行连坐制度,让百姓之间相互监视和举报,导致百姓心中战战兢兢,不敢稍有越轨,更不敢探索未知领域。
人们努力的目标都是去获得权力,去分蛋糕,而不是去做蛋糕,而且以做蛋糕为耻。
还有一点,就是中国自古以来,都不重视个人财产权。这也是把人当做统治集团的工具的一种表现,你人都是国君的、皇帝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财产权就更不用说。随时能抄你的家,随时能没收你的财产,人没有安全感,谁还有动力去创新。
西方文明发源自古希腊,古希腊人重视个人的自由,重视个人的价值,而且在这方面做得太过,邻近的城邦之间基本上是相互嫉妒和争夺的,一直内讧,直至灭亡。
后面罗马帝国,乃至中世纪,至于近现代,他们对个人自由都是相对重视的。
在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前,是公民和贵族重视自己的自由,奴隶和农奴是没有自由的。为了个人的自由,不惜与执政官,与元老院,与国王,与教皇对抗,虽然很多时候都失败了,也流过很多血,但西方历史的很大一部分,都是人们追求个人权力的历史。
希腊人讨厌僭主,并非他们施政不善,很多僭主做得要比民主政府做得好很多,但以因为怕失去自由,所以希腊人一直讨厌僭主,致力于驱逐僭主。
罗马共和国时期,发生了多起公民为了自己争取自己个人政治和财产权力,而与贵族决裂的事件。他们的贵族统治机构元老院在平民的斗争中,不断地被迫妥协,以维持罗马的强大。
迦太基之所以有汉尼拔这样的名将而不能取胜,就在于他们没有罗马这样的元老院。
中世纪也是一样,大小贵族为了自己的个人权利,利用国王和教皇之间的矛盾,建立独立割据的城堡和领地。
近现代以来,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等等,最终实现了所有公民之间的平等,国王贵族也不例外的局面。
人能自由,就能追求自己的所爱,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勇于去探索。
像古希腊,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不过弹丸之地,但他们在哲学、艺术、文学、建筑等方面的成就,无比辉煌,尤其是艺术成就,到现在也无人可以超越。
他们热爱海洋,勇于冒险,在两千多年前就在地中海东部广泛移民,探索未知世界。
西方因为重视个人价值,相应地也比较重视私权,尤其是在日耳曼种族中最为明显。西方的王位,传承于父母两系,除了以法国为代表的秉持萨利克法典原则女性不能为王原则的一系以外,欧洲北部和西部男女是比较平等的,所以他们有很多女王,而且不是名义上的王位,都有实实在在的执政权力,王国可以作为女王的财产在女性后裔中长久传承。
他们一直实行一夫一妻制,哪怕有情夫/情妇,有私生子,但没有正式的一夫多妻制。中世纪的时候,国王结婚和离婚,还需要教皇的批准。
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人更是向海外开拓,向世界殖民,当时人的身上充满了冒险和探索精神,他们勇于探索未知领域,乐于探索未知领域,为此丢掉性命,都在所不惜。
通过这样的对比,我们就能发现,中国人缺乏创造力,是由古代统治者的自私、狭隘,以及大陆文明的特点决定的,西方人更有创造力,与他们海洋文明的特点与文化根源密切相关。中国人并不比西方人差,我们文明辉煌的时候,西方人还在蒙昧之中,但要把中国的智慧和竞争力发挥出来,全体中国人需要轻装上阵才行。
民强才能国强。
4. 内修于心外修于行全句出自?
出自:欧阳修《左氏辨》。
君子要修身养性,首先要修养内在的品...
内修于心外修于行全句指的是:树立“治国平天下”之崇高理想固然好,但想要实现目标,需显得修身齐家,不断修炼自己,外修于行内修于心,不断修身养性。
外修于行,指的是在外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语行为,三人行必有我师,人无完人,多看到别人的优点,多学习别人的优点。内修于心,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如果真正是由内到外散发出来的魅力,那这个人的修养绝对是到达顶峰了。
5. 历史上有哪些治国无方扰民有术的皇帝?
这么“技术全面”的皇帝还真不多,顺着历史盘点一下吧!
一、与民争利的周厉王
周厉王是西周的第十代国君,是个十分残暴的君主,他即位后对人民的压迫更加严酷。周厉王非常宠幸一个名叫荣夷公的大臣,荣夷公唆使他改变了原有制度,把原来的山林、江河、湖泊和贵族占有的山林土地收为国有,不准国人使用。荣夷公派兵在道路上设关立卡,盘查来往行人,不准人们上山打猎、下水捕鱼,把人们采集来的果实、山珍统统没收。他们还勒索财物,虐待人民。这样一来,上至贵族、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毫无例外地蒙受了经常损失。周厉王的暴政措施,激起了国人的强烈不满。
二、神志不清的胡亥
秦始皇死后,赵高杀死了秦始皇钦定的皇子扶苏,拥立了胡亥。然后,在赵高的蛊惑下蒙恬、蒙毅兄弟,秦始皇的二十几个儿子,十几个女儿都难逃厄运。甚至和赵高沙丘合谋的李斯都不能幸免于难。最后,胡亥听信赵高的鬼话,自己躲在深宫纵情声色,对国家事务不闻不问,对老百姓横征暴敛。终于,山东大泽乡的农民不堪沉重的赋税徭役揭竿而起,起义军席卷全国,胡亥全然不知。当赵高在朝堂上自导了一场指鹿为马的千古闹剧后,胡亥开始神志不清,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最后,权欲熏心的赵高唆使自己的女婿将只坐了两年皇帝的胡亥杀死,胡亥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三岁。
三、穷奢极欲的隋炀帝
隋炀帝逼父夺权,年号大业,本人志大才疏,凡事都玩的是大手笔。隋朝老百姓的苦难远超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隋炀帝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享乐,挖大运河,乘龙舟三下扬州,繁重的劳役让天下百姓苦不堪言。最后,隋炀帝倾全国之力,三征高句丽,每次都是挥师百万、劳师动众,每次都是民怨沸腾、一败涂地。最终,天下苍生无以为继,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盛极一时的大隋王朝,三十七年走向灭亡。
四、豹房皇帝明武宗
明武宗是明孝宗的宝贝儿子,明孝宗是历史上一位贤明的君主,而他这个娇生惯养的儿子只会玩,而且玩的别出心裁。武宗即位后,重用八个宦官,号称“八虎”。武宗不上朝,耽于声色犬马,八虎之首的刘瑾则把持朝政,欺压百姓,大发淫威。后来,在大太监刘瑾的蛊惑下,明武宗修建了豹房,专供自己淫乐嘻戏。刘瑾生性凶残,在武宗的庇佑下,为所欲为杀死官员、百姓无数,京城之中人人自危,无安宁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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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陪朱元璋打天下的34人?
《明实录》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是淮西(今安徽西部)濠州府(今安徽凤阳)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人氏,他开基建明后,左右丞相李善长、徐达和开国功臣汤和、周德兴、耿君用、耿炳文父子、郭英、郭兴、陆仲亨、郑遇春、曹震、陈桓、张翼、谢成、孙恪、何福、李新、张龙、费聚、唐胜宗、张赫、胡泉、陈德、王志、顾时、唐铎、马世雄,还有幕僚(参谋)单安仁、李梦庚、郭景祥、郁新等等都是濠州钟离(安徽凤阳)人,其中汤和、徐达、邵荣、周德兴还是朱元璋的同村人,自幼光屁股玩尿泥一起长大的发小。
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淮河流域在春秋战国时属楚,由此可以看出明初的“楚客”、“淮人”是多么的显赫一时。朱元璋出身贫寒,17岁时父母以及长兄相继染上瘟疫暴亡。不几天,另两个哥哥也染疫身亡。昔日儿孙满堂的朱家,眨眼间只剩元璋和嫂侄。
走投无路的朱元璋(彼时叫朱重八)被迫入皇觉寺剃度当了和尚。元末失德,红巾蜂起,天下大乱。元至正十一年(1351),刘福通、韩山童在颍州率先举起义旗 ,彭和尚、徐寿辉紧随其后,在湖北扯旗造反。土豪方国珍、盐枭张士诚先后于浙东、苏北揭竿而起,聚众抗元。不久淮西定远豪酋郭子兴与同党孙德崖等人,也在濠州起兵响应,并攻占了濠州城。至此,农民起义的烽火硝烟熊熊燃遍大江南北。
在外托钵流浪数年的小和尚朱元璋,也被卷入到农民起义的滚滚洪流中。在同村发小汤和的引荐下,他投入到淮西红巾军元帅郭子兴的麾下。朱元璋作战勇敢,又粗通文墨,社会阅历丰富,颇受郭子兴赏识,不久就将他提拔为亲兵九夫长。后来,郭子兴还将养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这样一来,朱元璋成了淮西义军元帅郭子兴的女婿,身价倍增,军中皆呼其为“朱舍”。
不久,淮西红巾军内部发生内讧。副帅孙德崖、赵君用等人因意见不合,与郭子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孙德崖施计将郭子兴骗到家中,企图秘密将其诛杀,再取而代之,自立为王。朱元璋临危不乱,智勇双全,从孙德崖家里将郭子兴救出。郭子兴大难不死,自然对元璋感激不尽,更加厚爱、倚重了。
史载,1353年春,朱元璋征得郭子兴的同意,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竖起募兵大旗,招兵买马。童年伙伴徐达、周德兴等同乡青年,听说朱元璋在外当兵立了战功,已经发迹做了官,如今回乡募兵,一声召唤,纷纷前来应征。仅十几天功夫,就召集到一支700多人的队伍。这批人,后来 一直追随朱元璋东征西讨,北伐南攻,他们冲锋陷阵,出生入死,成了淮西红巾军以及后来明军的中坚力量。其中徐达、冯胜、李文忠、邓愈、蓝玉等24人,文武双全,屡建战功,均成为后来明王朝的开国功臣。
削荆棘,屠功狗朱元璋在淮人集团的鼎力相助下,驱逐残元,扫灭群雄,建立了朱明王朝。建国以后,朱元璋鉴于历史上成败治乱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的开始改革旧制,目的是建立起一个高度集权的朱家王朝。随着明朝的建立与巩固,武人的作用已经没有那么重要,加上昔日与朱元璋并肩作战、风雨同舟的开国将领们,如今都成了功勋赫赫的新王朝显贵人物。他们被封侯赐爵,既富且贵,位高权重,个个弹冠相庆之余,其中一些人不免逐渐骄横放纵起来。
朱元璋认为太子朱标个性仁弱,难以驾驭那些舞刀弄枪、自恃功高、桀骜不驯的大功臣,因此他决心在死前为子孙铲除之。身为创业开基帝王,他深知,取天下要在马背上,治天下却要下马。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如今天下一统,已经用不着武臣,而且武臣拥兵自重,尾大不掉,久之必成隐患,为子孙安全计,就要向他们开刀。大明虽实行文治,用文臣治天下,但朱元璋仍不死心,所以他从中央到地方大力加强皇权,把皇权集中制发展到巅峰,成为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皇帝。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罪杀掉了左丞相胡惟庸。胡惟庸是淮西官僚集团的的代表人物。自从胡惟庸以“ 擅权、谋逆”罪被诛杀后,朱元璋通过胡案顺藤摸瓜,四方构陷,八方株连,凡是心怀怨恨的,行动跋扈、嚣张的,或平时喜发牢骚的,对朱明王朝有潜在危险性的文武官员,巨族豪强,都陆续被罗织罪名,定性为“胡党”罪犯,遭处决抄家。给胡惟庸定罪也逐渐升级。最初是私通日本,接着是私通残元,蒙古与日本是明朝的两大敌国,通敌之罪很严重,等同谋反。后来又发展为串通前丞相李善长(胡惟庸岳父)共同造反,基本把淮西集团中的主要力量摧毁殆尽了。
最后通过蓝玉案,将淮西集团中的军事贵族几乎一网打尽。通过胡、蓝两案案,被朱元璋消灭的文武官员都以家族为单位,基本是一人犯案,必被夷灭三族。
大明文武尽矣!据《明史》、《录鬼簿》、《大明英烈传》等文献记载,因胡惟庸案而被处死的主要人物有:御史中丞涂节、御史大夫陈宁、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延安侯唐胜宗、荥阳侯郑遇春、南雄侯赵庸、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靖宁侯叶升、济宁侯顾敬、宣德侯金朝兴、申国公邓镇、临江侯陈镛、营阳侯杨通、淮安侯华中以及大将李伯升、毛骧、丁玉以及翰林学士、太子师宋濂的孙子宋慎,大儒宋濂也被牵扯进去,被发配四川茂州,后死于贬所......
死于蓝玉案的主要人物有:户部侍郎傅友文、吏部侍郎詹徽、景川侯曹震、开国公常升、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桓、宜宁侯曹泰、怀远侯曹兴、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西凉侯濮璵、会宁侯张温、全宁侯孙恪、东平侯韩勋、沈阳侯察罕、徽先侯桑敬以及都督黄辂、汤泉...... 朱元璋还特地印发了《昭示奸党录》、《逆臣录》,把胡蓝案涉案人员的口供和判案详细记录公之于众,让朝野上下都知道这些被诛杀文武的“罪状”。
除胡蓝案外,还有许多开国功臣被罗织各种罪名遭处死:洪武八年德庆侯廖永忠以谋逆罪被赐死;洪武十三年永嘉侯朱亮祖、朱暹父子诛杀番禺令道同被朱元璋鞭死;十七年临川侯胡美犯禁被处死;江夏侯周德兴、定远侯王弼、永平侯谢成、颖国公傅友德、宋国公冯胜也因各种原因遇害。
不但大批文臣武将相继被“削棘”,甚至元璋的亲侄子朱文正也被以“亲近儒生,胸怀怨望”遭鞭打致死。他的亲外甥李文忠南征北战,屡建奇功,也因为麾下多儒生,礼贤下士,而被鸩死(一说为马皇后所救)。徐达能征善战,功勋卓著,是大明开国第一功臣,朱元璋的儿女亲家,洪武十八年背上生疽(毒疮),据说此病忌吃蒸鹅,病重医治期间朱元璋却特赐一碗蒸鹅,徐达明白其意,流泪当着使者的面吃下,没多久就死了。
朱元璋通过胡蓝案以及后来的空印、郭桓案,先后杀掉了十余万人,庙堂为之一空,以至于《明史》的编纂者都哀叹道:“大明文武尽矣”!
浩劫过后,硕果仅存者寥寥无几随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淮西濠州凤阳籍24功臣大都被除掉,数十位封侯赐爵的功臣宿将侥幸得以善终者寥寥无几:一为同村放牛小伙伴汤和,他资格甚老,立过大功,建明后被封信国公。徐达、李文忠死后,为人一向谨慎低调的汤和明白朱元璋是要解除功臣宿将们手握的军权,又不好直接开口。汤和与朱元璋自幼相交,又是他参军的介绍人,对这位老伙伴的脾气性格很是了解,对他的心事也洞烛幽微,便主动提出来辞官告老还乡。朱元璋大喜,立刻派官员赴濠州钟离(凤阳)给他修建一所大宅,还厚加赏赐,礼遇特别优厚。另外还有曹国公李景隆、武定侯郭英、长兴侯耿炳文主动归还田庄、佃客,并依法纳税。这三位功臣在洪武朝都没有出事 。加上之前主动交权请辞的汤和,共有四位大明开国功臣宿将得以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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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诸子百家他们几家主张治国的核心是什么?
谢邀,我来回答如下:
[一] 什么是诸子百家
诸子百家,出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书。文帝召以为博士”。(贾生名叫贾谊,是洛阳人。在十八岁时就因诵读诗书会写文章而闻名当地。吴廷尉担任河南郡守时,听说贾谊才学优异,就把他召到衙门任职,并非常器重。汉文帝刚即位时,听说河南郡守吴公政绩卓著,为全国第一,而且和李斯同乡,又曾向李斯学习过,于是就征召他担任廷尉。吴廷尉就推荐贾谊年轻有才,能精通诸子百家的学问。这样,汉文帝就征召贾谊,让他担任博士之职)。
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各种学术派别的总称,诸子指的是中国先秦时期管子、老子、孔子、庄子、墨子、孟子、荀子等学术思想的代表人物;百家指的是诸子百家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等学术流派的代表家。诸子百家是后世对先秦学术思想人物和派别的总称。
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最为著名的不过几十家而已。归纳而言只有12家被发展成学派。诸子百家之流传中最为广泛的是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中国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中国有五千多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文化典籍极其丰富。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的成就,与同期古希腊文明相辉映;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几经周折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宋朝时期全面上位;同时,程度不同地影响其他少数民族,甚至影响到与中国相邻的国家。
[二]诸子百家主要的治国思想
一、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二、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
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三、墨家:代表人物:墨子。
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四、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
作品:《韩非子》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五、名家: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和桓团。
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六、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此派著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月令》,有人说是阴阳家的作品。《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吕氏春秋·应同》、《淮南子·齐俗训》、《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一些阴阳家的材料。
七、纵横家:代表人物:苏秦、张仪。
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战国策》对其活动有大量记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
八、杂家:代表人物:吕不韦
杂家是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艺文志》及颜师古注)而得名。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着的《吕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杂家著作集。
九、农家,农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
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此派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孟子.滕文公上》记有许行其人,「为神农之言」,提出贤者应「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表现了农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此派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也注意记录和总结。《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被认为是研究先秦农家的重要资料。
十、小说家,小说家,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
[三]诸子百家学说是如何产生的
诸子百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产生的,是当时大社会环境背景下,人民寻求自身突破与追求下产生的。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导致先秦文化思想开放,竞争性很强,各家学说也因所代表的不同的社会阶层而进行自己的游学活动,从而实现自己的学术主张。
在后世看来,百家学说的产生不外乎以下五个因素:
一、政治因素。当时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林立纷争。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这便给百家争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
二、经济因素。当时经济有了极大发展,这使得有某些人成为有闲阶层,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
三、科技因素。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均达到较高水平。这些科技成果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
四、文化因素。当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其结果是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原来有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下移于民间(这种历史现象被称为"文化下移"),致使"私学勃兴"。
[四]为什么会出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诸子百家的学术,当分两方面观之:其一,古代本有一种和宗教混合的哲学。其宇宙观和人生观为各家所本同,如阴阳五行,以万物为原质为气等思想。其二,则在社会及政治方面,自大同时代降至小康,再降而入于乱世,所以,他们各思救世之道。儒家想先恢复小康之治,所以,以尧舜三代为法。道家则主张径复大同之治,所以,归真反朴。法家则分法术两方面,法以整齐其民,术以监督政治家。墨则舍周而法夏。主张贵俭,兼爱。
班固评价汉武帝“雄才大略”。汉武帝当朝大臣汲黯却当面批评自己的“老板”:“内多欲而外饰仁义!”搞得汉武帝十分尴尬,“默然良久”。退朝后对身边的近臣说,汲黯这家伙太粗暴了!
根据董仲舒的意见,“《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可是,当今的局面是,“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搞得“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因此,他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那么,“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资治通鉴》卷十七)
董仲舒的这个建议,有利于巩固大一统王朝,也符合那个时代的需要。为此,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提升六经和儒学地位的政策。比如,设立五经博士,建立太学,招收博士弟子员五十名。更重要的是,“经明行修”(熟悉六经,修养品行),射策选士,成为士人进入官场获得利禄的最重要途径。官府的引导作用,自然使得天下的读书人“靡然乡风矣”。
但是,就汉武帝用人实践来说,绝对是不拘一格的。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首先,他们都能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做出成绩,建立功业,如公孙弘为相、倪宽为左内史及御史大夫,赵禹、张汤主管法律工作,司马迁、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张骞、苏武的外交风采,卫青、霍去病的战功,霍光、金日磾作为顾命大臣的作为,等等。可见,是否儒学出身,有多少儒学水平,不是汉武帝用人的绝对标准。相反,就儒学知识素养来说,董仲舒(前179-前104)远远超过公孙弘(前200-前121),而且足足比公孙弘年轻21岁。但是,公孙弘心思比较灵活,具有实际政务操作能力,得到汉武帝重用,官至宰相。对于比较迂阔的董仲舒,汉武帝却是嘉许其说,而不重用其人。
其次,这些官员虽然不是儒生出身,但是他们或者在道德品行上有上乘的表现,不悖于儒家的价值观;或者努力向学,向儒家价值观靠拢。前者如石建、石庆为人笃实,汲黯、卜式为人质直,韩安国、郑当时为人忠厚。后者最典型的是张汤,本出身文法吏,但是,自从知道部下倪宽以经书判案狱,得到汉武帝的肯定,张汤“由是乡学”,重用倪宽帮助自己“以古法义决疑狱”。
总之,汉武帝的所谓“独尊儒术”,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倡导,统治秩序的构建,社会行为的规范,即所谓“教化”的功能。为了将这种意图贯彻下去,必须有制度化措施,作为保障和驱策工具。于是,就有了太学和博士弟子员的设置,有了征辟、察举的入仕途辙。然而,在实际的治国理政操作中,汉武帝是非常务实的:“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可以这样说,就仕进渠道而言,朝廷并不崇尚法家和纵横家;另外一方面,在实际人才选拔中,又是不拘一格,注重实际干才。这样就出现了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这里并不矛盾。尊崇儒术,是道、是经,悉延百端之学,是术、是权。不变的原则(经或者道),与变化的世界,难免有不完全契合之处。于是,就要采取变通的措施和做法,这就是“权变”。
可是,外儒内法,也不能仅仅要从“道”与“术”、“经”与“权”的角度去理解。这还涉及利与弊、时与势的关系问题。
有一利,必有一弊。我们都知道,汉武帝“独尊儒术”(尽管此“独尊”兼容并包“百端之学”),有利于纠正汉初陆贾、贾谊提出的道德滑坡、社会失序问题,对于后来的中国历史发展也影响深远。儒学的教育深入人心,到了西汉后期,特别是东汉,儒学成为一种神圣化了的意识形态。于是,腐儒、陋儒、伪儒、神儒(谶纬化了的儒学)也纷纷出现。汉元帝为太子时主张“纯用儒生”,已经令汉宣帝忧心忡忡:乱汉家天下者,必太子也!王莽更是成功地借谶纬化的儒学,为取代西汉王朝造势。东汉儒学的影响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同时“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伪君子也比比皆是。于是,才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风度出现。这就是利而生弊。
怎么解决利中有弊的问题呢?这就涉及“时”与“势”的问题。社会的发展,时势的变化,对于治国之道、化民之术,也需要与时俱进。如何做到张弛有度、刚柔兼济、礼法合治、德刑并用,考验着执政者的政治智慧和治理能力。所谓审“时”度“势”,就有这个意思。如果不懂世异,不知时移,就会胶柱鼓瑟,适得其反。假如把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归罪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就十分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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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于治国,怎样理解这句话的文化意义?
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在悟空问答里与大家分享交流。我是人丑话不多,凡事爱琢磨的终南望月。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出自《论语·里仁篇》。意思是:君子应该语言迟缓,而行动敏捷。讷:迟缓,迟钝的意思。
孔子的这句话,是对君子的言行提出了一个较高的要求:行动敏捷而语言迟缓。先有敏捷的实际行动,再有语言表述。这也是几千年来,儒家思想中衡量一个人是否可以称之为“君子”的标准。
在现代社会,仍然有这样的标准存在。它们继承和发扬了儒学经典中关于君子的行为规范。常听人说“我们不能做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中的矮子”,这虽然更像是口号,但其实也是一种约束,一种呼吁,一种警示。其基础也是“君子欲讷言敏行”。
现实社会中,判定一个人的品行时会这样说:听其言而观其行。“听其言”是为了看看是否有合理可行的计划,不合理不可行的行动计划,要么夸夸其谈,不切实际;要么怪诞不经,天方夜谭。“观其行”是看其执行力是否够强,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目的。倘若行为出现偏差,即使说的天花乱坠,也无济于事。倘若行动敏捷,事半功倍,达到目的,那么可以为用。
无论是“巨人论”,还是“言行论”,都是对孔子“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的传承和发扬。这对于现实生活来说,极具实际意义。
当下社会,常人往往是先说而后做。先做而后说的,自然也不乏其人。这是两种不同的做事风格,并不能说先说后做的人就比先做后说的人差。先说后做取得成功的人,行动虽然迟缓,但是未雨绸缪在前,身体力行在后;先做而后说取得成功的人,大多胸有成竹,马到功成。这也反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前者高调做人,高调做事;后者低调做事,高调做人。殊途同归,各有千秋。
诚然,现在不用“君子”和“不君子”来判断一个人的好坏。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以及思想和文化的多元化,引发了人们对“人”的判定标准的多重化。而人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化性格的载体。这些都是在儒学思想文化基础上的发展和完善,更切合实际,更加合理化人性化。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子还在,影响还在,只是时代不同,判断标准和依据更加丰富多彩。
如果要说孔子这句话的文化意义,笔者认为,它是传统儒家思想中对一个人是否能被称“君子”的判断标准,是对“君子”的约束规范,也是“君子”的言行标杆。对于当下来说,这句话的文化意义在于:它是我们判断一个人品行的基础依据的基石,是儒家思想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多元化的时代,赋予了判断标准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正是这些丰富多彩的判断标准,使人们对“人”的判断更加客观公正。
以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不到之处,敬请指正!
2. 为何比唐朝撑得久?
两宋国祚确实比唐朝时间长,但宋朝的军力并不积弱!
唐朝亡于内乱、宋朝亡于外患。唐朝末期土地兼并、藩镇作乱、义军突起,最终树倒众人推,昔日大厦随之轰然倒塌。宋朝灭亡则没有这些因素,完全是亡于外患,最终原因还是宋朝的重文轻武导致的。
一,宋朝时期一派歌舞升平,却不知门外的豺狼虎豹觊觎已久。宋朝是一个重商业经济、轻发展武力的朝代,这样的国策都是拜赵匡胤所赐。因为赵匡胤当初黄袍加身的经历,使他对武将加强了防范,杯酒释兵权后遂重文轻武,朝廷左右一文一武,而武官则被文官节制。
宋朝重文轻武的成果是国内商业繁荣发展,百姓安居乐业,文人骚客吟诗作赋,一派清平乐的局面。但是重文轻武的后果是只注重被动防御,高墙壁垒,估计忘了怎么排兵布阵,勇猛攻伐了。这就导致在金军打北宋时不敌金军,蒙军打南宋时不敌蒙军,期间还发生了最耻辱的“靖康之变”。
最终,南宋最后一位皇帝赵昺在崖山海战中由陆秀夫带着一起跳海身亡,南宋彻底灭亡。
宋朝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内忧而亡于外患的朝代。
二,唐朝雄霸四方无人匹敌,却亡于自家拆台毁灶。唐朝的鼎盛是世界公认的,有名到什么程度?直到现在外国的唐人街还依然生生不息!
唐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我认为还是自身的好政策造成的。唐朝制定的田地私有制,本来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惠民政策,不想被达官贵戚给坏了规矩,他们无休止的吞并百姓土地据为己有,从而造成百姓本来还有饭吃,随着惠民政策的出台反而得饿肚子了,古时的百姓饿肚子是要生事端的。
再有就是唐朝地方节度使势力愈发壮大,最终尾大不掉,自己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也是朝廷给节度使过多的放权导致的。
后来又发生了黄巢起义,尽管也得到平定,但是由于之前的藩镇造反,再加上这次的大规模起义,唐朝气数已尽,以至于大厦将倾之时,只需一指之力即可推翻。
三,总结。宋朝和唐朝灭亡的原因不同,其内部国家政策导向也不同,至于把谁的国祚时间更长做标准来评判两个朝代,我认为实在没有可比性!这完全取决于各自的内部和外部变化,换个角度说,一切都是顺其自然的~
以上就是我的观点,不妥之处还请斧正!谢谢!我是@玺印芳华 感谢您的关注!
3. 东西方的文化价值差异体现在哪里?
因为中国两千年来都不重视个人的价值,而西方一直重视个人的价值。中国是大陆文明,喜欢闭关锁国;西方是海洋文明,更喜欢探索开放。(古代的东方都搞的是与西方很不一样的绝对君主专制,中国是典型的代表,而且为了比较有实际意义,这里就以中国代表东方进行比较。)
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的是商鞅那一套愚民弱民的统治之术。把百姓当成统治集团的棋子和工具。所谓“牧民”,把人当做牛羊一样管理。
不重视人的价值,而要削弱人的价值,让统治区内利出于一孔,让百姓觉得离开这片地方便难以生活。
重农抑商,把百姓死死地限制在土地上,安土重迁,故步自封,久而久之,便容易愚昧和狭隘。
实行连坐制度,让百姓之间相互监视和举报,导致百姓心中战战兢兢,不敢稍有越轨,更不敢探索未知领域。
人们努力的目标都是去获得权力,去分蛋糕,而不是去做蛋糕,而且以做蛋糕为耻。
还有一点,就是中国自古以来,都不重视个人财产权。这也是把人当做统治集团的工具的一种表现,你人都是国君的、皇帝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财产权就更不用说。随时能抄你的家,随时能没收你的财产,人没有安全感,谁还有动力去创新。
西方文明发源自古希腊,古希腊人重视个人的自由,重视个人的价值,而且在这方面做得太过,邻近的城邦之间基本上是相互嫉妒和争夺的,一直内讧,直至灭亡。
后面罗马帝国,乃至中世纪,至于近现代,他们对个人自由都是相对重视的。
在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前,是公民和贵族重视自己的自由,奴隶和农奴是没有自由的。为了个人的自由,不惜与执政官,与元老院,与国王,与教皇对抗,虽然很多时候都失败了,也流过很多血,但西方历史的很大一部分,都是人们追求个人权力的历史。
希腊人讨厌僭主,并非他们施政不善,很多僭主做得要比民主政府做得好很多,但以因为怕失去自由,所以希腊人一直讨厌僭主,致力于驱逐僭主。
罗马共和国时期,发生了多起公民为了自己争取自己个人政治和财产权力,而与贵族决裂的事件。他们的贵族统治机构元老院在平民的斗争中,不断地被迫妥协,以维持罗马的强大。
迦太基之所以有汉尼拔这样的名将而不能取胜,就在于他们没有罗马这样的元老院。
中世纪也是一样,大小贵族为了自己的个人权利,利用国王和教皇之间的矛盾,建立独立割据的城堡和领地。
近现代以来,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等等,最终实现了所有公民之间的平等,国王贵族也不例外的局面。
人能自由,就能追求自己的所爱,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勇于去探索。
像古希腊,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不过弹丸之地,但他们在哲学、艺术、文学、建筑等方面的成就,无比辉煌,尤其是艺术成就,到现在也无人可以超越。
他们热爱海洋,勇于冒险,在两千多年前就在地中海东部广泛移民,探索未知世界。
西方因为重视个人价值,相应地也比较重视私权,尤其是在日耳曼种族中最为明显。西方的王位,传承于父母两系,除了以法国为代表的秉持萨利克法典原则女性不能为王原则的一系以外,欧洲北部和西部男女是比较平等的,所以他们有很多女王,而且不是名义上的王位,都有实实在在的执政权力,王国可以作为女王的财产在女性后裔中长久传承。
他们一直实行一夫一妻制,哪怕有情夫/情妇,有私生子,但没有正式的一夫多妻制。中世纪的时候,国王结婚和离婚,还需要教皇的批准。
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人更是向海外开拓,向世界殖民,当时人的身上充满了冒险和探索精神,他们勇于探索未知领域,乐于探索未知领域,为此丢掉性命,都在所不惜。
通过这样的对比,我们就能发现,中国人缺乏创造力,是由古代统治者的自私、狭隘,以及大陆文明的特点决定的,西方人更有创造力,与他们海洋文明的特点与文化根源密切相关。中国人并不比西方人差,我们文明辉煌的时候,西方人还在蒙昧之中,但要把中国的智慧和竞争力发挥出来,全体中国人需要轻装上阵才行。
民强才能国强。
4. 内修于心外修于行全句出自?
出自:欧阳修《左氏辨》。
君子要修身养性,首先要修养内在的品...
内修于心外修于行全句指的是:树立“治国平天下”之崇高理想固然好,但想要实现目标,需显得修身齐家,不断修炼自己,外修于行内修于心,不断修身养性。
外修于行,指的是在外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语行为,三人行必有我师,人无完人,多看到别人的优点,多学习别人的优点。内修于心,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如果真正是由内到外散发出来的魅力,那这个人的修养绝对是到达顶峰了。
5. 历史上有哪些治国无方扰民有术的皇帝?
这么“技术全面”的皇帝还真不多,顺着历史盘点一下吧!
一、与民争利的周厉王
周厉王是西周的第十代国君,是个十分残暴的君主,他即位后对人民的压迫更加严酷。周厉王非常宠幸一个名叫荣夷公的大臣,荣夷公唆使他改变了原有制度,把原来的山林、江河、湖泊和贵族占有的山林土地收为国有,不准国人使用。荣夷公派兵在道路上设关立卡,盘查来往行人,不准人们上山打猎、下水捕鱼,把人们采集来的果实、山珍统统没收。他们还勒索财物,虐待人民。这样一来,上至贵族、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毫无例外地蒙受了经常损失。周厉王的暴政措施,激起了国人的强烈不满。
二、神志不清的胡亥
秦始皇死后,赵高杀死了秦始皇钦定的皇子扶苏,拥立了胡亥。然后,在赵高的蛊惑下蒙恬、蒙毅兄弟,秦始皇的二十几个儿子,十几个女儿都难逃厄运。甚至和赵高沙丘合谋的李斯都不能幸免于难。最后,胡亥听信赵高的鬼话,自己躲在深宫纵情声色,对国家事务不闻不问,对老百姓横征暴敛。终于,山东大泽乡的农民不堪沉重的赋税徭役揭竿而起,起义军席卷全国,胡亥全然不知。当赵高在朝堂上自导了一场指鹿为马的千古闹剧后,胡亥开始神志不清,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最后,权欲熏心的赵高唆使自己的女婿将只坐了两年皇帝的胡亥杀死,胡亥死的时候只有二十三岁。
三、穷奢极欲的隋炀帝
隋炀帝逼父夺权,年号大业,本人志大才疏,凡事都玩的是大手笔。隋朝老百姓的苦难远超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隋炀帝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享乐,挖大运河,乘龙舟三下扬州,繁重的劳役让天下百姓苦不堪言。最后,隋炀帝倾全国之力,三征高句丽,每次都是挥师百万、劳师动众,每次都是民怨沸腾、一败涂地。最终,天下苍生无以为继,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盛极一时的大隋王朝,三十七年走向灭亡。
四、豹房皇帝明武宗
明武宗是明孝宗的宝贝儿子,明孝宗是历史上一位贤明的君主,而他这个娇生惯养的儿子只会玩,而且玩的别出心裁。武宗即位后,重用八个宦官,号称“八虎”。武宗不上朝,耽于声色犬马,八虎之首的刘瑾则把持朝政,欺压百姓,大发淫威。后来,在大太监刘瑾的蛊惑下,明武宗修建了豹房,专供自己淫乐嘻戏。刘瑾生性凶残,在武宗的庇佑下,为所欲为杀死官员、百姓无数,京城之中人人自危,无安宁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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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陪朱元璋打天下的34人?
《明实录》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是淮西(今安徽西部)濠州府(今安徽凤阳)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人氏,他开基建明后,左右丞相李善长、徐达和开国功臣汤和、周德兴、耿君用、耿炳文父子、郭英、郭兴、陆仲亨、郑遇春、曹震、陈桓、张翼、谢成、孙恪、何福、李新、张龙、费聚、唐胜宗、张赫、胡泉、陈德、王志、顾时、唐铎、马世雄,还有幕僚(参谋)单安仁、李梦庚、郭景祥、郁新等等都是濠州钟离(安徽凤阳)人,其中汤和、徐达、邵荣、周德兴还是朱元璋的同村人,自幼光屁股玩尿泥一起长大的发小。
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淮河流域在春秋战国时属楚,由此可以看出明初的“楚客”、“淮人”是多么的显赫一时。朱元璋出身贫寒,17岁时父母以及长兄相继染上瘟疫暴亡。不几天,另两个哥哥也染疫身亡。昔日儿孙满堂的朱家,眨眼间只剩元璋和嫂侄。
走投无路的朱元璋(彼时叫朱重八)被迫入皇觉寺剃度当了和尚。元末失德,红巾蜂起,天下大乱。元至正十一年(1351),刘福通、韩山童在颍州率先举起义旗 ,彭和尚、徐寿辉紧随其后,在湖北扯旗造反。土豪方国珍、盐枭张士诚先后于浙东、苏北揭竿而起,聚众抗元。不久淮西定远豪酋郭子兴与同党孙德崖等人,也在濠州起兵响应,并攻占了濠州城。至此,农民起义的烽火硝烟熊熊燃遍大江南北。
在外托钵流浪数年的小和尚朱元璋,也被卷入到农民起义的滚滚洪流中。在同村发小汤和的引荐下,他投入到淮西红巾军元帅郭子兴的麾下。朱元璋作战勇敢,又粗通文墨,社会阅历丰富,颇受郭子兴赏识,不久就将他提拔为亲兵九夫长。后来,郭子兴还将养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这样一来,朱元璋成了淮西义军元帅郭子兴的女婿,身价倍增,军中皆呼其为“朱舍”。
不久,淮西红巾军内部发生内讧。副帅孙德崖、赵君用等人因意见不合,与郭子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孙德崖施计将郭子兴骗到家中,企图秘密将其诛杀,再取而代之,自立为王。朱元璋临危不乱,智勇双全,从孙德崖家里将郭子兴救出。郭子兴大难不死,自然对元璋感激不尽,更加厚爱、倚重了。
史载,1353年春,朱元璋征得郭子兴的同意,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竖起募兵大旗,招兵买马。童年伙伴徐达、周德兴等同乡青年,听说朱元璋在外当兵立了战功,已经发迹做了官,如今回乡募兵,一声召唤,纷纷前来应征。仅十几天功夫,就召集到一支700多人的队伍。这批人,后来 一直追随朱元璋东征西讨,北伐南攻,他们冲锋陷阵,出生入死,成了淮西红巾军以及后来明军的中坚力量。其中徐达、冯胜、李文忠、邓愈、蓝玉等24人,文武双全,屡建战功,均成为后来明王朝的开国功臣。
削荆棘,屠功狗朱元璋在淮人集团的鼎力相助下,驱逐残元,扫灭群雄,建立了朱明王朝。建国以后,朱元璋鉴于历史上成败治乱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的开始改革旧制,目的是建立起一个高度集权的朱家王朝。随着明朝的建立与巩固,武人的作用已经没有那么重要,加上昔日与朱元璋并肩作战、风雨同舟的开国将领们,如今都成了功勋赫赫的新王朝显贵人物。他们被封侯赐爵,既富且贵,位高权重,个个弹冠相庆之余,其中一些人不免逐渐骄横放纵起来。
朱元璋认为太子朱标个性仁弱,难以驾驭那些舞刀弄枪、自恃功高、桀骜不驯的大功臣,因此他决心在死前为子孙铲除之。身为创业开基帝王,他深知,取天下要在马背上,治天下却要下马。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如今天下一统,已经用不着武臣,而且武臣拥兵自重,尾大不掉,久之必成隐患,为子孙安全计,就要向他们开刀。大明虽实行文治,用文臣治天下,但朱元璋仍不死心,所以他从中央到地方大力加强皇权,把皇权集中制发展到巅峰,成为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皇帝。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罪杀掉了左丞相胡惟庸。胡惟庸是淮西官僚集团的的代表人物。自从胡惟庸以“ 擅权、谋逆”罪被诛杀后,朱元璋通过胡案顺藤摸瓜,四方构陷,八方株连,凡是心怀怨恨的,行动跋扈、嚣张的,或平时喜发牢骚的,对朱明王朝有潜在危险性的文武官员,巨族豪强,都陆续被罗织罪名,定性为“胡党”罪犯,遭处决抄家。给胡惟庸定罪也逐渐升级。最初是私通日本,接着是私通残元,蒙古与日本是明朝的两大敌国,通敌之罪很严重,等同谋反。后来又发展为串通前丞相李善长(胡惟庸岳父)共同造反,基本把淮西集团中的主要力量摧毁殆尽了。
最后通过蓝玉案,将淮西集团中的军事贵族几乎一网打尽。通过胡、蓝两案案,被朱元璋消灭的文武官员都以家族为单位,基本是一人犯案,必被夷灭三族。
大明文武尽矣!据《明史》、《录鬼簿》、《大明英烈传》等文献记载,因胡惟庸案而被处死的主要人物有:御史中丞涂节、御史大夫陈宁、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延安侯唐胜宗、荥阳侯郑遇春、南雄侯赵庸、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靖宁侯叶升、济宁侯顾敬、宣德侯金朝兴、申国公邓镇、临江侯陈镛、营阳侯杨通、淮安侯华中以及大将李伯升、毛骧、丁玉以及翰林学士、太子师宋濂的孙子宋慎,大儒宋濂也被牵扯进去,被发配四川茂州,后死于贬所......
死于蓝玉案的主要人物有:户部侍郎傅友文、吏部侍郎詹徽、景川侯曹震、开国公常升、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桓、宜宁侯曹泰、怀远侯曹兴、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西凉侯濮璵、会宁侯张温、全宁侯孙恪、东平侯韩勋、沈阳侯察罕、徽先侯桑敬以及都督黄辂、汤泉...... 朱元璋还特地印发了《昭示奸党录》、《逆臣录》,把胡蓝案涉案人员的口供和判案详细记录公之于众,让朝野上下都知道这些被诛杀文武的“罪状”。
除胡蓝案外,还有许多开国功臣被罗织各种罪名遭处死:洪武八年德庆侯廖永忠以谋逆罪被赐死;洪武十三年永嘉侯朱亮祖、朱暹父子诛杀番禺令道同被朱元璋鞭死;十七年临川侯胡美犯禁被处死;江夏侯周德兴、定远侯王弼、永平侯谢成、颖国公傅友德、宋国公冯胜也因各种原因遇害。
不但大批文臣武将相继被“削棘”,甚至元璋的亲侄子朱文正也被以“亲近儒生,胸怀怨望”遭鞭打致死。他的亲外甥李文忠南征北战,屡建奇功,也因为麾下多儒生,礼贤下士,而被鸩死(一说为马皇后所救)。徐达能征善战,功勋卓著,是大明开国第一功臣,朱元璋的儿女亲家,洪武十八年背上生疽(毒疮),据说此病忌吃蒸鹅,病重医治期间朱元璋却特赐一碗蒸鹅,徐达明白其意,流泪当着使者的面吃下,没多久就死了。
朱元璋通过胡蓝案以及后来的空印、郭桓案,先后杀掉了十余万人,庙堂为之一空,以至于《明史》的编纂者都哀叹道:“大明文武尽矣”!
浩劫过后,硕果仅存者寥寥无几随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淮西濠州凤阳籍24功臣大都被除掉,数十位封侯赐爵的功臣宿将侥幸得以善终者寥寥无几:一为同村放牛小伙伴汤和,他资格甚老,立过大功,建明后被封信国公。徐达、李文忠死后,为人一向谨慎低调的汤和明白朱元璋是要解除功臣宿将们手握的军权,又不好直接开口。汤和与朱元璋自幼相交,又是他参军的介绍人,对这位老伙伴的脾气性格很是了解,对他的心事也洞烛幽微,便主动提出来辞官告老还乡。朱元璋大喜,立刻派官员赴濠州钟离(凤阳)给他修建一所大宅,还厚加赏赐,礼遇特别优厚。另外还有曹国公李景隆、武定侯郭英、长兴侯耿炳文主动归还田庄、佃客,并依法纳税。这三位功臣在洪武朝都没有出事 。加上之前主动交权请辞的汤和,共有四位大明开国功臣宿将得以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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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诸子百家他们几家主张治国的核心是什么?
谢邀,我来回答如下:
[一] 什么是诸子百家
诸子百家,出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书。文帝召以为博士”。(贾生名叫贾谊,是洛阳人。在十八岁时就因诵读诗书会写文章而闻名当地。吴廷尉担任河南郡守时,听说贾谊才学优异,就把他召到衙门任职,并非常器重。汉文帝刚即位时,听说河南郡守吴公政绩卓著,为全国第一,而且和李斯同乡,又曾向李斯学习过,于是就征召他担任廷尉。吴廷尉就推荐贾谊年轻有才,能精通诸子百家的学问。这样,汉文帝就征召贾谊,让他担任博士之职)。
诸子百家是对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各种学术派别的总称,诸子指的是中国先秦时期管子、老子、孔子、庄子、墨子、孟子、荀子等学术思想的代表人物;百家指的是诸子百家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等学术流派的代表家。诸子百家是后世对先秦学术思想人物和派别的总称。
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最为著名的不过几十家而已。归纳而言只有12家被发展成学派。诸子百家之流传中最为广泛的是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中国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中国有五千多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文化典籍极其丰富。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学术流派的成就,与同期古希腊文明相辉映;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几经周折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宋朝时期全面上位;同时,程度不同地影响其他少数民族,甚至影响到与中国相邻的国家。
[二]诸子百家主要的治国思想
一、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二、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
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三、墨家:代表人物:墨子。
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四、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
作品:《韩非子》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五、名家: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和桓团。
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六、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此派著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月令》,有人说是阴阳家的作品。《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吕氏春秋·应同》、《淮南子·齐俗训》、《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一些阴阳家的材料。
七、纵横家:代表人物:苏秦、张仪。
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战国策》对其活动有大量记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
八、杂家:代表人物:吕不韦
杂家是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艺文志》及颜师古注)而得名。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着的《吕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杂家著作集。
九、农家,农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
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此派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孟子.滕文公上》记有许行其人,「为神农之言」,提出贤者应「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表现了农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此派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也注意记录和总结。《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被认为是研究先秦农家的重要资料。
十、小说家,小说家,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
[三]诸子百家学说是如何产生的
诸子百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产生的,是当时大社会环境背景下,人民寻求自身突破与追求下产生的。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导致先秦文化思想开放,竞争性很强,各家学说也因所代表的不同的社会阶层而进行自己的游学活动,从而实现自己的学术主张。
在后世看来,百家学说的产生不外乎以下五个因素:
一、政治因素。当时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林立纷争。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这便给百家争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
二、经济因素。当时经济有了极大发展,这使得有某些人成为有闲阶层,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
三、科技因素。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均达到较高水平。这些科技成果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
四、文化因素。当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其结果是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原来有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下移于民间(这种历史现象被称为"文化下移"),致使"私学勃兴"。
[四]为什么会出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诸子百家的学术,当分两方面观之:其一,古代本有一种和宗教混合的哲学。其宇宙观和人生观为各家所本同,如阴阳五行,以万物为原质为气等思想。其二,则在社会及政治方面,自大同时代降至小康,再降而入于乱世,所以,他们各思救世之道。儒家想先恢复小康之治,所以,以尧舜三代为法。道家则主张径复大同之治,所以,归真反朴。法家则分法术两方面,法以整齐其民,术以监督政治家。墨则舍周而法夏。主张贵俭,兼爱。
班固评价汉武帝“雄才大略”。汉武帝当朝大臣汲黯却当面批评自己的“老板”:“内多欲而外饰仁义!”搞得汉武帝十分尴尬,“默然良久”。退朝后对身边的近臣说,汲黯这家伙太粗暴了!
根据董仲舒的意见,“《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可是,当今的局面是,“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搞得“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因此,他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那么,“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资治通鉴》卷十七)
董仲舒的这个建议,有利于巩固大一统王朝,也符合那个时代的需要。为此,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提升六经和儒学地位的政策。比如,设立五经博士,建立太学,招收博士弟子员五十名。更重要的是,“经明行修”(熟悉六经,修养品行),射策选士,成为士人进入官场获得利禄的最重要途径。官府的引导作用,自然使得天下的读书人“靡然乡风矣”。
但是,就汉武帝用人实践来说,绝对是不拘一格的。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首先,他们都能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上做出成绩,建立功业,如公孙弘为相、倪宽为左内史及御史大夫,赵禹、张汤主管法律工作,司马迁、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张骞、苏武的外交风采,卫青、霍去病的战功,霍光、金日磾作为顾命大臣的作为,等等。可见,是否儒学出身,有多少儒学水平,不是汉武帝用人的绝对标准。相反,就儒学知识素养来说,董仲舒(前179-前104)远远超过公孙弘(前200-前121),而且足足比公孙弘年轻21岁。但是,公孙弘心思比较灵活,具有实际政务操作能力,得到汉武帝重用,官至宰相。对于比较迂阔的董仲舒,汉武帝却是嘉许其说,而不重用其人。
其次,这些官员虽然不是儒生出身,但是他们或者在道德品行上有上乘的表现,不悖于儒家的价值观;或者努力向学,向儒家价值观靠拢。前者如石建、石庆为人笃实,汲黯、卜式为人质直,韩安国、郑当时为人忠厚。后者最典型的是张汤,本出身文法吏,但是,自从知道部下倪宽以经书判案狱,得到汉武帝的肯定,张汤“由是乡学”,重用倪宽帮助自己“以古法义决疑狱”。
总之,汉武帝的所谓“独尊儒术”,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倡导,统治秩序的构建,社会行为的规范,即所谓“教化”的功能。为了将这种意图贯彻下去,必须有制度化措施,作为保障和驱策工具。于是,就有了太学和博士弟子员的设置,有了征辟、察举的入仕途辙。然而,在实际的治国理政操作中,汉武帝是非常务实的:“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可以这样说,就仕进渠道而言,朝廷并不崇尚法家和纵横家;另外一方面,在实际人才选拔中,又是不拘一格,注重实际干才。这样就出现了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这里并不矛盾。尊崇儒术,是道、是经,悉延百端之学,是术、是权。不变的原则(经或者道),与变化的世界,难免有不完全契合之处。于是,就要采取变通的措施和做法,这就是“权变”。
可是,外儒内法,也不能仅仅要从“道”与“术”、“经”与“权”的角度去理解。这还涉及利与弊、时与势的关系问题。
有一利,必有一弊。我们都知道,汉武帝“独尊儒术”(尽管此“独尊”兼容并包“百端之学”),有利于纠正汉初陆贾、贾谊提出的道德滑坡、社会失序问题,对于后来的中国历史发展也影响深远。儒学的教育深入人心,到了西汉后期,特别是东汉,儒学成为一种神圣化了的意识形态。于是,腐儒、陋儒、伪儒、神儒(谶纬化了的儒学)也纷纷出现。汉元帝为太子时主张“纯用儒生”,已经令汉宣帝忧心忡忡:乱汉家天下者,必太子也!王莽更是成功地借谶纬化的儒学,为取代西汉王朝造势。东汉儒学的影响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同时“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伪君子也比比皆是。于是,才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风度出现。这就是利而生弊。
怎么解决利中有弊的问题呢?这就涉及“时”与“势”的问题。社会的发展,时势的变化,对于治国之道、化民之术,也需要与时俱进。如何做到张弛有度、刚柔兼济、礼法合治、德刑并用,考验着执政者的政治智慧和治理能力。所谓审“时”度“势”,就有这个意思。如果不懂世异,不知时移,就会胶柱鼓瑟,适得其反。假如把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归罪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就十分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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